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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尚书》文体的形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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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世文献无疑以《尚书》为最古,后人论《尚书》文体,或称八体,或称十体,视《尚书》文体已备。就后人的认知来看,谓其文体已备,是就现存的各体名称而言,事实上《尚书》各体,起初并无固定的体制,但形成文献专书之后,尧、舜、禹等的发言,便由史官或整理者根据他们的身份和内容而定某一名称,这便成为某种文体。试以《尚书》为例以说明之。

上古写作,先有史,史官记言记事,初无体制,然王之言行,视其场合不同,而有不同记载。故尧、舜之言称为“典”,皋陶、大禹称为“谟”。典训为常,与经相同,但名典不名经,孔《疏》说是“经中之别,特指尧、舜之德”。伪孔《尚书序》说:“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、虞之书,谓之五典,言常道也。”故以典定为尧、舜之言,即此文体在先秦时具有特定意义,亦见先秦时其文体已经定型,所以后之文体不可再称“典”。《国语·楚语》记申叔时对楚庄王问傅职说:“教之《训》《典》,使知族类,行比义焉。”韦昭注称《训》《典》指五帝之遗书。春秋时,《尚书》容或未成编,故《左传》往往称“夏书”,此处《训》《典》或即《尧典》《伊尹训》一类。

“谟”训为“谋”,孔《疏》说是“皋陶为帝舜陈其谋,禹为帝舜陈已成所治水之功,帝舜因其所陈从而重美之”。是说《大禹谟》《皋陶谟》乃皋陶与禹同为帝舜所谋,故知其文体命名,亦是因文成篇。后人因见《书》载圣贤之谋,非能因袭,故解释说:“谋之已定谓之谟。”(宋黄伦《尚书精义》引张氏语)专谓皋陶、大禹之言。虞夏书年代缅邈,文献不可稽征,故《尧典》诸文见疑于后人。但若全盘否定,亦未有确当之证据。要之,或为周人据上古文献整理而成,故曰“曰若稽古”。这样的话,名“典”、名“谟”,或亦为后人所为。后人存意以先圣之言与后圣之言区分,故定其文体为“典”为“谟”。故就文体看,《尧典》诸文与誓命之文,有明显的区别。孔《疏》说“其尧、舜之典,多陈行事之状,其言寡矣……自《甘誓》已下,皆多言辞,则古史所书于是乎始”,是孔颖达亦以为虞夏书与商、周书不同。古者所谓“左史记言,右史记事”,言与事相分,然虞夏书言事并记,则似为后人所整理。就此而言,上古时或有记言记事之官,但文体并无固定,只是以言、事区分而已。后人名篇,亦如孔颖达所说“但致言有本,名随其事”。若《甘誓》以下,记征伐之誓师之辞,则为信史。“誓”,孔《疏》引《曲礼》训为“约信”。将战之前,与将士设约,示赏罚之信。如《甘誓》所言“予誓告汝”之“誓”。誓辞曰:“今予惟恭行天之罚,左不攻于左,汝不恭命。右不攻于右,汝不恭命。御非其马之正,汝不恭命。用命,赏于祖。弗用命,戮于社。予则孥戮汝。”威逼利诱,兼而有之,是所谓“誓”之体。其后如《汤誓》《泰誓》《牧誓》诸文,虽其经文或为伪《书》,然其文体,则为古《尚书》所载。诸《誓》并与《甘誓》同,是其文体具有固定形态的证明。然《誓》并不仅用于战,孔《疏》引《周礼·太宰》云:“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。”孔《疏》解释说:“《礼》将祭,而号令齐百官,亦谓之誓。”祭礼重大,亦须与百官誓戒。誓,取其约信之义,或用于军旅,或用于祭礼。《尚书》所载多是誓师之辞,祭誓不载。至于《秦誓》,与征伐誓师不同,是“誓告群臣之辞”,当是誓之变体。

诰体,《尚书》有《仲虺之诰》《汤诰》《康诰》《召诰》等,诰本义即告,训为示,以己意告示别人。但《尚书》所载多为王言,故又解为以上告下称诰。徐师曾《文体明辨·序说》引《字书》云,告上曰告,发下曰诰。此以上下分告、诰,其实上古未必如此。《书》载《仲虺之诰》,即仲虺告汤之语。此诰,伪孔《传》解为“会同曰诰”,孔《疏》引《周礼·士师》“以五戒先后刑罚,一曰誓,用之于军旅。二曰诰,用之于会同”作注脚,并说:“‘诰’,谓于会之所,设言以诰众。”但仲虺此处仅对汤一人而言,非是会同,孔《疏》解释说孔安国是泛解诸篇诰义。其实会同曰诰,当是周以后新起之义,解释的不同,正说明上古时文体并未如后人所说那样分明。

《尚书》诸文体,记王言为主,初未必有文体篇名,正如孔颖达所说:“《书篇》之名,因事而立,既无体制,随便为文。”是上古诸文体,皆据事而成名,非有固定体制。但随着社会活动的日益丰富,尤其是周以后,制礼作乐,体制周密,司职清楚,掌文之职,均各有分工。如《国语·周语》所说“瞽献典、史献书、瞍赋、矇诵、庶人传语”,可见是皆各有职掌。则文体亦渐固定,且分工明细。

《周书》载有周朝诰命诸文体,文体虽承商书,体制却有所改易。如《太诰》,据《书序》,武王崩,三监及淮夷叛,周公相成王,将黜殷而作《太诰》。与《商书》诸诰相比,《太诰》责数武庚之罪,言自己当继父祖功业,务去叛逆之罪,劝人勉力用心。其时武王初崩,周公以臣代君,天下汹汹,故三监叛而天下疑周公,周公乃以诛叛之大义告示天下。然“兵凶战危,非众所欲。故言烦重”。此诰已与《仲虺之诰》等不同,而与誓书略相同。孔《疏》引陈寿说:“皋陶之谟略而雅,周公之诰烦而悉。何则?皋陶与舜、禹共谈,周公与群下矢誓也。”此外,就文辞看,周时显然较殷商时为繁复,是由质及文,椎轮大辂之故也。

周人文体,当然不限于《尚书》所载,如《逸周书》有“解”体。又如西周的铜器铭文,据郭宝钧说,周初铭文各有风格,颇少沿袭,演进到了穆王,策命渐多,书史若有定格,到厉王时,几于“公文程式化”了。大概的格式是纪时、纪地、右和受命者、作册尹、册命辞、对扬、作器、祝愿。郭宝均说:“好象那时作册尹手中有这样一种格式,遇有锡命,只把不同的时、地、人名、命官、赏锡等分别填进去;制器者照样加上一段对扬、祝愿的话,就把它铸出来。”(郭宝钧《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》)西周铭文由非格式化至于格式化,正是文体产生和定型的过程。格式化也就是传统的建立。但显然,先秦时期文体传统并没有保持太久的时间。在东周以后,这个传统很快就被破坏了,原因就是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,政治、文化活动都与西周有了极大不同,原先固有的文体规定,不适合新时期的要求,而新时期也不断产生新的文体。

(作者:傅刚,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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